足球即时比分 《环球时报》2013年9月30日:征遗产税要兼顾社会效率
法规政策的成功,应得益于正确、科学的建立程序和方式。据统计,全球60%以上国家征收遗产税。但笼统地对国际上有遗产税的国家进行梳理,不能作为我国是否应收遗产税的理论或事实基础。应当对他国整体收入状况、收入层次分布、税收情况、遗产税情况、社会福利状况均进行详细考察,选取与我国现行状况较为相似的国家或阶段进行类比。更重要的,必须在我国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下,评估遗产税征收的预计所得、投入、正面及负面影响等,进行综合权衡,方能从社会总体效率角度出发,制定合理的法规政策。
税收不能只有“收”,还有“用”的问题。遗产税的征收必须考虑如何“再分配”。如果“劫富”而未能“济贫”,那么对于为富者生产积极性的削弱不能在不富者生产积极性的增加上得到补偿,则虽然暂时提高了财政收入,但是总效率下降,长期必然无助于社会发展。
作为财产转移税目的一种,遗产税根本上牵涉到财产认定。而中国没有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产权评估体系也不够完善。在财富缺乏透明度的背景下,遗产税一旦开征,必然面临征税对象、征税基数的不确定。征收遗产税可能沦为纸上谈兵,甚至以误伤中产阶层为结果。因此,遗产税的产生应当以建立相关法规制度为基础,保证征收效率。
另外,我国的制度和经济发展有其特殊性,比如房屋产权的年限是70年,那么在对继承者征收遗产税时,是否需要考虑将房屋剩下的年限作为估价或折价基础?再比如我国城市、城乡间发展不均衡,北京繁华地带的学区房可能面临要被收取高额遗产税,而三四线城市的大洋房相比就不值几何。问题在于,对普通居民而言,它们都只是辛苦劳动所得,而且均为生活必需品。因此,遗产税相关法规的建立必须考虑全面。

